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即负责正式叙任军衔的机构)统计，抗战开始时指挥 200万国军的将级高级军官经过铨叙的正式将官共1247人(军政部统计中未经铨叙的将官500余人)。两者合计1747人。红军整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被授衔的有32位。随着战争进展，国民党方面的将军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共产党方面的将军数量一直没有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抗战中，国民党方面阵亡115位将军，共产党方面阵亡2位将军。

　　关于国民党军队将军的素质，美国方面和蒋介石本人都有过一些评价，可供参考。

　　当时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曾对蒋介石说∶“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线 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和)勇气。”

　　接替史迪威的第二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也颇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

　　当然，这两位是把美国将领作为标杆进行比较的，而且本来就有蔑视中国军队的心态，所作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有的还夸大其词。就事论事，事实上在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不在少数，阵亡者也有多人。当然，不可否认“国军”中确有许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军团进行现代化作战的军事素养。但蒋介石本人的政治心机(始终幻想媾和以便保存实力对付共产党)和指挥水平对这些“国军”将领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视。

　　但就蒋介石本人而言，实际上他对高级将领的军事素养及品德不能适应战争要求的情况也是非常清楚的，也表示不满，在多次军事会议上都提出批评。

　　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过去的失败，完全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缺乏学问的研究”; 1938年11月26日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功。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1940年3月6日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只知沿袭陈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制胜千里的效果”，等等。对将领们“疏忽、骄傲、欺骗、犹豫和迟疑”，以及“怯懦、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蒙蔽军情、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等，也经常在会议上批评。蒋介石的批评有时有以偏概全的过激成分，并不是“国军”所有将领的素质都这么差。但难以否认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真正具有卓越素质的优秀将领并不多，特别缺乏优秀的高级参谋人员。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应蒋介石之请陈述的“国军”缺点：“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正是由于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高，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不多，又受前述战略决策、作战指导片面性的影响，所以正面战场的许多战役战斗，有的本来不应失败的却失败了，有的本应获得更大的胜利却未能获得，而且部队伤亡过大，以致消耗的敌人远比自身的消耗为少。

　　蒋介石既然清楚许多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能适应抗战的要求，德国顾问和美国的史迪威等又都曾建议更换无效率的高级将领，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动作呢?这就实际上牵扯到政治问题了。不是蒋介石不想更换，而是他不敢更换。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曾说过：当时一部分（实际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抗战期间采取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当然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蒋介石一直采用专守防御的方针，造成越多城市坚守，丢失土地越多。比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成为了“一触即溃”之战，接连丢城失地，不但令欧美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也使中国老百姓的疑虑倍增：“难道抗战胜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国腹地的国民党吗?”其中最典型的衡阳保卫战，守城的官兵开始打得相当顽强，但奉命支援解围的“兄弟”部队，由于地方派系色彩作祟，只对日军进行了一些“无关痛痒之攻击”，应付了事。最后守城总指挥方先觉不得不率部投降。正因为国民党军队解决不了这种浓厚的地方派系色彩，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也很快遭到失败。战争影史上最经典的台词之一，《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就生动地说明了派系林立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不治之症。

　　而共产党，自从毛泽东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后，不但指挥员(特别是那些农民出身)的素质在实战中不断提高，而且整个部队的素质也同步提高，再也没有受到大的“派系”干扰。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本人曾被一些人误解过，也受过一些人的攻击，还令一些人感到受过迫害，但从此困扰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割据的痼疾，被一刀切除!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不知道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更不要说当今的“厉害了，我的国!”

（文/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