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维群）继美国会众议院2020年1月28日通过“2019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后，12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先后投票通过一揽子综合法案，在近5600页的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案中，悄悄将20页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纳入。据外电报道，该法案已于12月27日由特朗普签署后成为法律。该法案是“2002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延续和升级，打着强化美国对“藏人”争取人权、宗教自由和真正自治的支持的名号，再一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开支持达赖集团“西藏独立”的图谋，从根本上破坏中美正常关系。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此只可能有一个选择：坚决反对，斗争到底。

“转世”决定权在中国政府

基于对十四世达赖来日无多的判断，该“援藏法案”一项重点内容，是强调第十四世达赖的意愿在寻访认定、教育和礼敬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方面“应发挥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不得“侵犯”；美国将对任何“侵犯”达赖喇嘛转世事务的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予冻结在美资产和拒绝入境等制裁。其目的在于以此恐吓和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十四世达赖转世事务的依法管理，使“藏独”势力在十四世达赖去世之后继续把持和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号，维持这个分裂主义小集团不散摊子，为“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目标服务。

世所共知，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宗教事务从来就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包括达赖转世在内的活佛转世事务属于中国政府依法管理范围。这一切与美国毫无关系。美国公然对中国内部事务制定“法律”，把“长臂制裁”延伸到西藏的宗教领域，再一次暴露出其狂妄、蛮横和霸道，也表明其对中国藏传佛教传统与历史的无知或故意歪曲。

历史事实是，决定达赖世系的存在及达赖转世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事务，更不是达赖个人的权利。它首先是西藏地方的重大政治事务，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的重要体现。达赖称号的出现，最初是由蒙古部落世俗权力授予的，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这个世系及其地位从此才正式确定下来。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教依政而行，政恃教而立，达赖世系则位于这一制度的权力高端，达赖首先是旧中国西藏地方的政治首领，谁掌握了达赖名号，谁就掌握了当时西藏地方的政权。无论是从落实中国中央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来说，还是从体现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来说，中国历代中央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对达赖转世事务的决定权，这不仅是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所必要的，而且具有充分的法理和传统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达赖转世事务的管理，与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灵童寻访认定程序并不矛盾，相反却有利于防范和制约旧西藏上层在灵童寻访认定过程中营私舞弊、行贿作假、家族世袭、人身控制等流弊。1793年清乾隆皇帝颁行“金瓶掣签”制度，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藏传佛教宗教仪轨结合起来，至此，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并获得藏传佛教界的尊奉和坚持。此后直至1904年，仅西藏地区就有39个重要活佛世系的76位灵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其中包括第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和第八、九世班禅。凡免于掣签的，必须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历代达赖从来没有过由上一世指定下一世的情况发生，十四世达赖本人也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免于掣签并派官员主持坐床典礼才得以继任的。美国和十四世达赖宣称只有他个人有权决定下一世达赖，是对藏传佛教的根本性颠覆和极度蔑视。由此产生的所谓“十五世达赖”只能是假达赖。

1959年，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废除，但时刻梦想恢复旧制度的达赖集团还在，一些旧制度的影响还在，分裂主义思想和活动在西方一些势力煽动和支持下，从来没有停止。因此，中国政府对活佛转世事务的决定权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即使将来达赖集团倾覆，在活佛转世问题上仍然要根据中国宪法关于“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的规定和《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继续维护中央最高决定权，保持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保护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防范内外分裂势力对藏传佛教的破坏与渗透。

至于美国认为对“侵犯”达赖转世事务的中国官员给予“制裁”，就可以迫使他们放弃原则立场，这完全打错了算盘。新中国在捍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同美国交手数十年，有文有武，其干部队伍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战斗力，美国是领教过的。如果美国靠“制裁”中国官员就可以击垮中国，那么西藏能有今天如此大好局面吗？美国还会至今因陷于“西藏问题”泥潭不能自拔而丧尽脸面吗？美国此举除了再一次暴露自己的无理、无能与无奈，不会有任何效果。

“行政中央”是个什么东西？

“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是达赖集团与美国政府、国会相勾结的“成果”。据达赖集团自己的吹嘘，其“行政中央”头目为争取该法案在美国会通过，仅2019年9月至2020年1月，就会见了包括众议长在内的21名国会议员，还致函535名议员，乞求帮忙，近期更是穿梭于美国参众两院及政府之间，为该法案通过四下求告。在双方共谋之下，美国会法案大量吸收了达赖集团分裂主义政治诉求，鼓吹达赖集团“行政中央和司政”是“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结果。一批议员不遗余力吹捧“行政中央是反映西藏人民愿景的合法代表”，“行政中央”头目“领导了一个其他流亡社区可以效仿的模范民主制度”，“其本人从达赖获得政治职责移交”，等等。法案同时还授权沿袭美国政府多年的作法，以多种名义给达赖集团输血，其中包括2021至2025财年每年拨款300万美元，直接“用于加强藏人机构的能力建设”。在这些吹捧、措施中透出一股强烈信息：未来美国将顽固坚持仇华立场，以更大的气力推动达赖集团“行政中央”分裂主义活动合法化、持久化，骗取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

受到美国会法案如此推崇的“行政中央”是个什么东西？众所周知，1959年3月达赖集团在西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遭受沉重打击后逃跑出境，并于途中迫不及待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这个“西藏独立国”在美国等外国势力支持下，数十年来对我边境实行武装骚扰，在境内策划叛乱，在国际上制造和散布“西藏独立”言论，在有关国家袭扰、冲击我驻外机构。由于名声太臭，也由于需要配合达赖集团用更具欺骗性的“中间道路”取代公开的“西藏独立”政治纲领，2011年达赖集团将“流亡政府”更名为“藏人行政中央”。由此可见，“行政中央”不折不扣就是“西藏独立国”的延续和翻版。如果说二者有所区别，仅仅在于“行政中央”实行“西藏独立”分为先“高度自治”再“独立”两步走的策略，以及在境内外不遗余力煽动、组织策划“自焚”，企图以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制造影响，搞乱西藏。达赖集团“行政中央”从问世起，双手就沾满了“自焚”者的血！

“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在美国会运作的最后阶段，增添了“从本法律生效之日起，藏人行政中央将被视为最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全世界流亡藏人意愿的机构，司政是藏人行政中央的首领”这样一段文字。显然，这是企图以美国国内法律，给予达赖集团这一异国政治流亡势力以某种国际合法性。但是，无论美国如何抬高、美化，这个小集团同过去的“西藏独立国”、“流亡政府”一样，根本就代表不了藏族，只能代表旧西藏极少数反动上层和分裂主义残余分子。即使在这个集团内部，“行政中央”头目独断专行、打压异己、谋求家族私利，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不满和反对，处于濒临崩溃状态。

境外藏人网上类似这样的斥责之词俯拾皆是：“流亡藏人社区已经支离破碎，藏人行政中央混乱无序，充满政治复仇和裙带关系。区域主义抬头，导致分裂和仇恨。很多人不能想象，如果西藏真的成为一个国家，政治会有多么混乱！”境外藏胞中试图摆脱这个集团控制的越来越多。如果说这个“行政中央”还有什么“愿景”可言，那就是努力苟延残喘，以流亡藏人名义骗取美国一年复一年往这个无底洞里丢更多纳税人的钱。一个经历废奴运动、标榜民主自由的大国，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把万里之外旧西藏遗留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残余奉为至宝，只能说是美国的莫大耻辱。

“接触商谈”不可能成为“藏独”通道

该“援藏法案”再一次对推动“藏人领袖与中国政府展开切实对话”表现出极大热情。一个有趣现象是，在美“援藏法案”此次文本中，这个问题表述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他或她的代表或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社区领导人进行不设前提条件的实质性对话”。这一绕舌的表述，至少包含了起草者两重用心。

其一，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用“他或她”代指未来的达赖。这是因为十四世达赖年事已高，政治上权力交接和宗教上转世问题日益紧迫。达赖近年炮制“在生转世”、“停止转世”等种种说辞，到处宣称将转世为外国人、转世为“淘气的金发女孩”、转世为蜜蜂……美“援藏法案”用“他或她”代指十四世达赖的继承人，实际就是为未来找一个“女达赖”预留空间。在十四世达赖一伙眼里，“达赖转世”这样一件严肃大事，无异于一场儿戏。

其二，此前有关文本中其势汹汹的“行政中央”在这里悄悄地被“藏人社区”所代替。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派人同达赖私人代表先后进行10次接谈，中央代表始终申明并坚持两项原则：第一，接谈性质上不是中央政府与什么“流亡政府”“行政中央”会谈，不是什么“汉藏会谈”，说到底，这是中央政府派人同达赖喇嘛的个人代表的谈话，进行训诫、教导、规劝；第二，中央代表要谈的只是达赖在接受中央原则要求的情况下其个人前途问题，根本不会与之谈什么“西藏问题”、什么“600万藏人的前途问题”、“高度自治、大藏区”问题。美国这次“援藏法案”在谈到接触商谈时用“藏人社区领导人”取代“行政中央”头目，看似退了一步，其实只是变了一个名义，其目的是“忽悠”中国政府认可“藏人社区领导人”为“接谈”的一方。一旦这个“藏人社区领导人”进入接触商谈，就等于达赖分裂主义集团有了接谈的资格，这个集团所有分裂主义的主张就都变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接触商谈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可能与这个叛国集团举行什么“接谈”，无论它是叫“西藏独立国”，叫“行政中央”，还是叫“藏人社区”。所谓“接触商谈”，从根本上来说，只存在“达赖问题”，不存在“西藏问题”。达赖集团通过美国政府把这个异想天开的要求写入“援藏法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葬送接谈前景。

从接触商谈开始以来，达赖因为错误估计形势，至少有两次宣称不再与中央接触，一次是“苏东剧变”之后，1993年公然声称“不和一个即将垮台的中国政权谈判”；一次是在“接触商谈”毫无进展的被动形势下，2008年召开“流亡藏人特别会议”，再一次公开宣布停止接谈。而这两次都因为停止接谈后找不到出路，不久又死乞白赖请求中国政府再谈。由于有了美国这次“援藏法案”撑腰，可以预计达赖集团势必拿着肉麻当有趣，再一次错误估计形势，在捣乱与接谈两个方面玩出些新花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直接插手“西藏问题”，企图达到破坏中国统一、遏制西藏进步的目的。但武的一手包括在美国本土为达赖培训武装力量，文的一手包括给达赖授美国会金奖和大量金钱供给，统统失败了。印度《组织者》杂志网站指出：“此前美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通常是呼吁和建议，而此番涉藏法案的出台，则变成对中国政府的直接要求和指示。”这不表明美国政府及达赖一小伙人有力量，相反表明“西藏独立”越走越看不到出路，已经变成了一场胡言乱语比赛。当前的西藏形势越来越好，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西藏的前进和达赖集团的败亡，是同样不可改变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