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因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而来到北京，《新青年》也因之成为北大同人刊物。在同人轮值编辑中，如刘半农致钱玄同信中所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这四大台柱，在文学革命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独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陈独秀在创刊《新青年》时，通过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认识了在大洋彼岸的留学生胡适。1916年2月3日，胡适致信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回信胡适说：“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隔着浩淼的大洋，他们由此岸到彼岸的关于新文学的通信，实际上已为即将来临的文学革命做了先期的铺垫。

　　北大校长蔡元培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第一件事，则是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并说“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他们确是“神交颇契”，胡适在美国时，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陈独秀看了后极为赞同，“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时盼望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很合陈独秀意。后来胡适回忆：“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项条件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

　　岂但是赞同，简直是闻风而动，投袂而起，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胡适说改良，他说革命，态度更果敢坚定。他以为文学革命和政治、宗教、伦理道德革命一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他在对中国文学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客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中国文化之所以后来“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是因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这妖魔就是“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他把他们称之为“十八妖魔”，“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

　　文学革命的对象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他认为这三种文学的陈腐性，是与“阿谀、夸张、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文学革命必须“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一种文化的优势，不仅得益于政治、科学，“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他期待和呼唤中国的雨果、左拉、歌德、惠特曼、狄更斯、王尔德，“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倘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做此无聊之讨论也!”

　　这样果断的近乎霸气的言论，至今仍被挑剔诟病。试问，如果当年任凭摇头晃脑子曰诗云，任凭不紧不慢之乎者也，我们怎能适时地跟上世界前行的步伐，更进一步，那么古奥陈腐的语言，怎能适应今天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文学革命所反映出的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这个能量所推动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的进步，而是整个中国融入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

　　胡适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他甚至感叹道：“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1918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改为北大同人编辑。作为同人刊物的第一期，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白话新诗，终于呱呱坠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接着，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以崭新的战斗的风姿面世。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的新作品，也一一在《新青年》亮相。后《每周评论》和《新潮》作为新生力量加盟《新青年》，使文学革命军更加虎虎有生气。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主潮和期刊热，把文学革命推至高潮。这一年，全国至少有四百种白话报刊面世，白话文已成时尚，更为普通民众接受和使用。1920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通令，从是年秋季始，全国小学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不久，大中小学教材全都改用白话。算来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也就三年的时间，文学革命取得胜利，白话文成为主流话语和文字表述主流形式。

　　胡适：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胡适还是在读私塾时，就已经依稀发现古文与日用语言的脱节和背离，这种感觉深植于心，不时地有种求新求变的冲动。1915年夏，他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宣读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很多大胆的言论，如“汉字乃半死之字”。“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死文字不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

　　他的言论在中国留学生中可谓独白，遭到一致性的反对，其中尤以梅光迪为最。两人因此而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越争论越坚定了他的决心。胡适说：“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梅光迪致信胡适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所谓“创造新文学”，只能是一个梦，我们应有“自知之明”，再也“不作痴想”了。

　　若之前二人几番往复只是浮于书信的口舌之争，一首任叔永《泛湖即事诗》因胡适的白话评解，则使两人的矛盾升级为一场“骂战”。这首诗记的是其数人乘船游览凯约嘉湖，船靠岸时因湖面起了波浪而翻侧了。诗为四言古体：“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制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作者自认为是首好诗，可胡适看了却泼了一瓢冷水，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并且还批评说：“诗中写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大浪之套语。足下不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无一精彩。”同时指出诗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之死句”。这一切偏偏为梅光迪知道了，他觉得胡适太自以为是了，便去了封长信，很是数落了一通。胡适读了梅光迪的信，知道这次是通融不了，索性用白话写了一首诗，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就这样诞生了，全诗一百零六行，近千字，仅摘录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作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挡！

　　……”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

　　老胡连连点头，“这话也还不差。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首白话诗多半是青年朋友赌气争强的游戏，没曾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梅光迪读罢勃然变色，说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致函胡适，狠狠地嘲讽道：“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他甚至不顾多年的朋友情份，尖刻地讥讽胡适，“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他还颇为吓人地说：“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这些“最后忠告”，在朋友圈中很有市场，胡适的白话诗，一时成为笑谈。

　　正当胡适倍感孤立无援时，北京大学聘请他回国任教。他去意已定，北大或许是他实施文学革命的最佳的地方，那里有陈独秀，有蔡元培，有钱玄同，有许多致力于文学革命的同人。行前，他带有挑战性地写下《伊利亚特》的一句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北京大学可谓新文化运动的重镇，胡适在这里将如鱼得水，得以施展开拳脚。1918年1月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同人中除陈独秀外，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最早最坚决地响应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

　　继《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易卜生主义》《论短篇小说》和《谈新诗》等，主张破坏旧诗和旧戏，提倡“诗体的大解放”，大胆创造白话新文学，把在美国与朋友们讨论未了的新文学的话题，在北大在《新青年》和盘托出，尽情的畅谈。《新青年》三卷四号又发表他的白话词六首。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率先全部改用白话刊行。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和推进了文学革命的行程，白话文因思想解放运动而向全国城乡推进，白话文运动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

　　钱玄同：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知若何咒骂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钱玄同在读了《文学改良刍议》后，于1917年2月1日致信陈独秀。这封信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时在《新青年》发表。他在信中说：“顷见六号(应为二卷五号，引者注)《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份也。”

　　这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与陈独秀的“十八妖孽”一样，都是他们的发明，所斥责的都是顽固守旧的古文学家。他在信中说：“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

　　他比陈独秀还激进，连“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都要算成“过去的陈迹”。8月1日，他还要求《新青年》，“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

　　在多是章太炎门生故旧的北大教授群中，能得章门高足的喝彩，着实出乎陈、胡的意料。陈独秀致信钱玄同：“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耶?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也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浮一大白”“声势一振”，由此可见钱玄同的加盟，是多么让陈独秀、胡适喜出望外而又倍感兴奋。

　　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相对应的是，1917年5月15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发表致陈独秀信，最早提出应用文改革的倡议，他说：“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垂;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笔走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这种书写阅读方式不知要实用和便利多少，与右行竖迤的数千年习惯相比，它无疑也是一个革命。

　　如同他在《新青年》上所说：“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多年的腐败教育，新的智识半点也没有”。这当然是自谦之说，但也确确切切地反映出他对旧文化的切肤之痛。他赞同陈独秀的“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之说，认为这“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

　　由此他彻底否定中国旧文化，提出“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如此大胆放言，当即遭到不少人的责难和批评。

　　作为《新青年》主将的陈独秀，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包括来自旧派人物的批评，虽是和钱玄同一唱一和，但也不得不承认“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同时又为之辩解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

　　在胡适表示白话文可用讨论的方式推行时，他致信胡适说：“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调论，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

　　在诋毁文学革命的人中，不仅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这恰是钱玄同最为痛心的。他说守旧的老人是“拿青年来‘倒悬’”，如此头足倒立，本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可悲哀在于，你去解救他，“他还用嘴咬我们的腿，用脚踢我们的手，大骂我们不该头向天，脚踏地，说非倒立不可呢”。他不免担忧起来，“这班暮气甚深，呻吟垂毙的青年，该用什么法子去救济他?”

　　他知道这是因为青年的成长环境已被污染，当时有本杂志甚为流行，内容多是描写嫖赌、纳妾以及杀人不眨眼的侠客，而反对妇女剪发、生育限制和自由恋爱，专“在时间的轨道上开倒车”。他撰文批评这本杂志，反对青年读这样的杂志。事后，他在解释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时说：“我对于青年别的事情的拯救或者没有能力，这劝他们别看坏书的警告我们是一定能做的。”

　　刘半农：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1917年5月，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补充，文字清新活泼，内容颇有见地。他的文学改良观是：划定文字与文学的区别，以诗歌、戏曲及小说、杂文为纯文学;主张采用外国的新名词，要“以漂亮雅洁为主”，不杂入累赘之新名词;散文“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既不可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可模仿同时代的他人，做今人的奴隶;主张韵文“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及“增多诗体”;主张文章分段落，采行标点符号;主张“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

　　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算是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响应。他认为“作诗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极好”。说到小说的革新，他反对小说为“迎合社会心理”，或者仅为“孔方兄速来”而写作。换句话说，小说不能低俗，不能仅为稿酬而写作。这是因为“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界人心之能力”。

　　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都十分欣赏刘半农，而这欣赏多半来自于他的文学革命理念。正是因为这一点，蔡、陈二人聘请刘半农来北大任教。1917年9月，刘半农来北大预科任教授时，正是《新青年》的低迷期。为走出低迷，《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转入北大同人编辑，这之中他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如鲁迅后来所说：“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10月16日，他即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对文学改良寄望甚深，也多了一些推陈出新的好法子。

　　他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的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

　　于是，一场双簧戏出场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有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言论;刘半农则作为应战者，对“王敬轩”文章的观点逐一批驳。《复王敬轩书》公开点明“双簧戏”的策略手段：“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这一正一反的表演，颇似引蛇出洞，关于文学革命的辩论，一下子就激荡起来了。

　　这种做法除胡适一人外，同人中大多持支持的态度。当然，今天再讨论此种偏颇的做法，也不是没有欠妥和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就文学革命的进程而言，就推行白话文的迫切性而言，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1951年5月27日，周作人发表文章说：

　　“《新青年》四卷三号上有一封王敬轩的信，当时大大有名，……我见过玄同的原稿，说不定还贡献过些意见，因为这本是编辑部的计划(那一期是刘半农主编)要把反动的意见聚集起来，加以驳斥，结果找了一个王敬轩来做阿Q，将可能有的荒谬意见都堆在他身上，结结实实的被打了一顿。……打击敌人是目的，凡能达此目的的都可作手段，在平时有人不大赞成，但在战争或革命中我想是可以有的。”

　　1918年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刘半农接教育部通知，将赴欧洲留学。据钱玄同1919年1月24日日记：“午后三时半农来说，已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即便如此，他与《新青年》的联系仍然未了，就是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还给陈独秀寄来他创作的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啊！

　　微风吹动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啊！

　　西风还有些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出现了他创造的汉字“她”。不仅如此，这首白话情诗在体例和内容上均具有独创性，它的音节、韵脚自然流畅，并有着和谐的美的节奏。后来，赵元任谱上曲，立即传唱开了。令无数华侨和爱国者喜欢，本是一首情诗，竟又成为脍炙人口，流传不衰的思乡曲，诗中“她”又成为家乡和祖国。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来到上海，在上海又如胡适所说，陈独秀又遇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他们又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雷厉风行的陈独秀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刊物。尽管陈独秀作出了姿态，一再邀请北大同人为《新青年》撰稿，可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新青年》四大台柱之刘半农早已淡出江湖，胡适和钱玄同不赞成《新青年》的政治色彩，钱玄同甚至说出“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所谓“流水落花春去也”，《新青年》四大台柱终于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