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到哪儿去了——从1970年代三拨反文革力量的政治分析说起

　　老田

　　2002年英国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来访，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一角举行过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安德森在发言前拿出一张打印纸，然后开口就问：我不知道过去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她的精神遗产今天还剩下多少?

　　中国共产党于艰难困苦中间，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显著地改变了中国，中国的革命或者告别革命的影响至为深远，全球格局会因之显著改变。今天在党的生日，认真回顾一下为什么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被彻底消解了?乃至于毛主席临终奋力一击而发起的继续革命，也未能守住革命成果?课题很大，不太容易把握，但很值得深入思考，思考就从1970年代那个时点，倒着开始。

　　一

　　1970年代高层的政治史中间，先后有三拨人试图通过彻底否定文革和镇压造反派，以取媚于官场多数来确立自身的官场代表性，据以猎取最高权。

　　这中间的机理一点也不复杂，林立果等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干部下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农民缺吃少穿、青年工人工资长期不涨等于变相受剥削;前二者是后来重组政治同盟的依据，后二者成为宣传或者意识形态生产的长期口径——此即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设计。这个说明，连林立果这么个低水准的小团伙，都已经在政治上看清楚了，新的官场代表性将要如何生产了，新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要点在哪里了，这是文革的成果之一：政治博弈或者社会矛盾相对地显性化，这样才能够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

　　当然，文革带来的修筑政治后果，是“既得利益受损者”群体的觉醒速度更快，同时也更具有行动能力，而群众觉醒及其组织行动能力，远远落后于官场，这个上下层之间的不等速运动，决定了文革最后会以哪种方式终结。因此，张春桥和江青等人，事先就做好了做烈士的心理准备。

　　理解1970年代高层政治波澜，其主线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林立果小团伙虽然看清楚了但是没有执行力，所以失败了。不过，先后至少有三拨人干同样的事情，第一拨是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团伙，试图在毛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搞清君侧，结果失败了;第二拨人是1974-1975年DXP及其手下的四大金刚(周荣鑫、万里、胡耀邦、张爱萍)搞的“右倾翻案风”，结果被毛爷爷挫败了;第三波人才是华叶等人的“粉碎四人帮”，这伙人也是欲望远大于能力，不免做了些为人作嫁的事情——然后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换老大。

　　1970年代高层政治的主导性趋势，是组建紧密的小圈子猎取最高权，趟路者和得益者最后没有一致起来，原因在欲望大且最具有动手机会的人，未能组建压倒一切潜在对手的起码政治同盟，因此出现了“秦灭六国汉登基”的状况。

　　毫无军方背景的华叶等人，肯定蹲不住坑，这个应该在毛爷爷身前的“算中”，由此带来的后续重大影响是老D落入“彀中”，很快就陷入政治困境且难于解脱。很久以来，老田就想要写一篇“老毛遗计坑老D”的文章，不过一直没有写成。华叶蹲不住坑但动手机会最好，D能够蹲住坑但临时被毛边缘化了缺乏动手机会，结果，官场两拨人由此分裂了，很多后续问题和矛盾由此而来。

　　D在1980年代很短时间内就耗竭了个人的合法性光环，到1989年开qiang之前，就已经转为完全负面的形象了。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举着“xp你好”的条幅，可见尚得一部分人心，到了1989年他连这一部分人心也丧失殆尽了——1989年老田在北大三角地亲眼看到了一个小字报——“老子说不过你打不过你，但是活得过你”的咬牙切齿咒语。历史地看，一个重大政治人物如此快速地耗竭自身的合法性光环，还是很少见的，这不能够说与老毛预先挖坑完全无关。

　　二

　　文革的失败，不是工人人数多少的问题，觉悟程度(这个与批判意识或者竞争意识有关)和组织程度(这个与共识形成和一致努力的能力有关)二者才是问题，这两者的乘积，才构成革命的主观条件。就文革的经验而言，1966年冬天，高校里基本上是造反派占据绝对优势了，但文革十年一些工厂中间保守派工人力量还往往大于造反派。而各地造反派也往往未能团结好保守派，争取到大多数，确立起真正的政治领导权，结果，那一部分工人对于造反派的反感，反而被当权派利用来反对文革力量。

　　文革发展到夺权，是被当权派罢工所逼，到此就失控了，但是斗争和矛盾呈现反而更为清晰了。文革的原初设计，是恢复和提升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这个是对革命时代“私人领域公共化”成果的重申。

　　对于工厂内部而言，造反派与保守派划界，除了干群关系累积的矛盾的直接影响之外，还确有沿着劳动分工和部门划线的状况，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中间，翻砂车间、铸锻车间的造反派多，车队、后勤和模具车间的保守派多。此外，较为一般的状况是：日常的组织和政治建设所发展和培训的“亲体制力量”——诸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多为保守派;同时，各个具体部门的领导作风及其群众关系好坏，与造反派力量呈现高度负相关关系——越坏的领导手下造反派越多。

　　文革发展到1967年11月，毛爷爷规划过“整党建党”和“吐故纳新”，试图把身具批判性的人士吸纳进来，纳入常规党建轨道，但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各级当权派都共同选择把这个规划给虚化了。甚至，到了1968年当权派则祭起“清理阶级队伍”的大旗，利用军宣队、工宣队进入学校的机会，开始瓦解基层革委会进行反夺权，然后开始在造反派骨干中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那时文革就造反派骨干的命运而言，这就已经实际开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

　　如果毛爷爷直接把四人弄上台，下面造反派全面接班，稳定一个时期没有问题，但关键的最终后果还是掌不住舵和方向，毛爷爷自己掌权也未能避免特权异化程度日渐上升的事实，其他的文革派力量更是大有不如。在明显掌不住舵的情况下，还硬性保留最高权在手，然后坐看政治和经济丢分，这就肯定要背负历史包袱了，最低限度会发生苏联的政治全面异化那样，这肯定会激起民众的政治不认同，结果就会遭遇到所有老百姓的讨厌。如果因为要实现短时间掌权目标，而彻底丧失了道义地位，那文革就会让后人讨厌，这样一来，搞文革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最后就会白搞了。还会有一种“自救”的可能，是在政治上丧失人心之后，援引苏联统治集团的的故智，搞更加集权于官僚阶层手里的经济改革——发展到后来跟今天不会两样，这种也肯定是遭遇到所有人讨厌。

　　文革派掌权之后肯定把握不住方向，这是大概率事件，由此反推，正因为掌不住舵，所以，文革的新生力量第一次历史出场，就仅仅适合作为政治异化的批判者角色而非主权者角色，D或者其他什么人掌权就具有必然性，那么批判力量肯定会是悲剧结局，唯一可争取的较优结果是牺牲的最小化，故很多人包括江青对“当烈士”是有心理准备的。在其反面，D等人作为“拨乱反正”的政治力量出场，收拾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力量，同时也将要历史地背负各种基于长远政治异化带来的民众不满——对复辟的政治批判性这个庞大的政治包袱。

　　2012年11月在上海访谈戚本禹老同志，我跟他开玩笑说：今天放马后炮，戚老你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毛爷爷把你关进去然后别人把你放出来，你和王关就是这个命运;另外一种是跟随毛爷爷到最后，然后别人把你关到死，就跟张姚江青一样。戚老也说，比较来说，他还算是沾了点便宜。

　　文革的支持力量，全面当了烈士，其长远政治后果是成功地甩掉了历史包袱，由对立面那些胜利者去背负;他们仅仅作为政治异化的批判力量在历史上出场过，这样的道义地位很重要的，要不然搞了一场文革付出那么大牺牲，最终还要这同一群人最后背负“变修复辟”的包袱，那个文革就会很讨人嫌了——“讨人嫌”会对人们提升对历史必然性的认知构成障碍，就会因此丧失长远价值和潜在政治收益。

　　三

　　实际上，到了1967年8月文革失败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李敦白回忆录提供了一个细节：周总理在接见外宾黑莉的时候说：中国革命要失败了，指靠非洲朋友的革命成功，然后再作用于中国后续革命的胜利。毛爷爷在这年10月对王海蓉等人说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时硬要是追求短期胜利的话，那就得援用斯大林的大清洗方案了，后果当然是让文革初起处于发展不足状态的学徒工阶段的批判力量全面夺权，其背负的政治包袱将是双倍的——一是在旧当权派群体尚未丧失人心人望的时候就过早淘汰了他们，同时新生力量掌不住舵也会带来消极政治的后果，这两份历史责任都过于沉重。因此，文革从那时开始，就在选择各种最小化短期牺牲的撤退方案，去交换看起来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长远后果。

　　真正能够主动选择打败仗的英雄，特别是各种“胜负手”都还没有放出来的情况下，那是最艰难的抉择，这一点上恐怕毛周具有一致性和自觉性，但是下级造反派骨干中间对此一选择不甘心的人，大有人在。

　　实际上，文革透过各种合理的操作而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早期的文革小组倒是一屁股坐在造反派这边的，实在是操作不下去，到了1966年年底党政干部全面罢工了，然后就升级到军管，后来军头们全面跳出来反对了，如果把“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进行到底，会带来政权和秩序的全面失控——党政干部敢于罢工逼迫文革升级到不可控地步，军头们一样敢干的，故1967年7月中旬毛主席说“到武汉保陈再道去”。“保陈再道”不代表任何对陈再道的肯定看法，毛主席对于陈再道的真实判断是“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思想反动的高官不少，但是象陈那样鲁莽地充分表现自己则体现其头脑的简单性，此外从文革期间各种调查材料看陈本人还有很多应该追究刑责的罪行，但问题是，陈如果需要追究，那么类似的人都应该抓，会自发导致把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到底”的局面，那么就出现新的困境：在党政干部罢工之后军队成为恢复秩序和生产的唯一支柱，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三股替代力量了。

　　此时，不成熟的造反派不具备单独接管政权的能力，而且即便有此能力也不会选择(前文分析过由此带来的巨大政治包袱的长远影响)。

　　在1970年代末期的高层政治竞争中间，出现了所谓的“凡是派”的分野，应该说，这个分野首先是政治性的选择——是否把非毛化进行到底，华叶的选择是口头上还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DH等人的选择是直接对革命的精神遗产说不。在官场高层，非毛化越是彻底就越有人拥护，但官场底层和民众中间则不容许彻底的非毛化，这样就出现了D的政治智慧——对毛泽东“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

　　在后来的政策变革实务中间，是否同意分田到户和废除公有制，成为一个政策分野，此时，哪怕是官场高层也出现多数人反对，DH等人是少数。戚老的回忆录讲到王任重等人时，肯定了他们后来捍卫农业集体化的观点，不是全面肯定他们政治上的，坚持公有制很多老军头也同意的，陈云等人也部分持有这个观点。后来就有人把这个政策实务方面的分野，作为“凡是派”存在的依据，应该说，这完全是张冠李戴——是强行给政治竞争策略附会了一个经济政策内涵。从后来高层的政治竞争和经济政策分歧看，反对文革的当权派多数也不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文革进行中却不具有分化并团结其中大多数的可能性，首先是无从识别——在历史的交叉路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你永远无法实现预判谁会作何种选择。

　　四

　　文革到了1968年夏天，恢复生产和秩序成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此时以军队为主恢复秩序成为唯一选择，各种弹压造反派的政策宣示均由周总理出面做出的，诸如815国防冶金工作会议、批评造反派组织的北航黑会(关键是黑会所显示的对革委会权威的挑战意识)，此后各种维护革委会权威的事情，都是周总理出面的。此后，多地造反派对周总理怀有怨恨情绪，不过这整个的政策调整过程，应该是毛爷爷也同意的。

　　造反派中间积聚的各种反周怨毛的情绪背后，都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实际状况：是否有可能在批判力量第一次出场时，就获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最低限度也要保住革命阵营的牺牲最小化。说到底，这是一种速胜论支持下的愿景，不符合历史与政治的最大实际，主要是源于某些造反派对失败的不甘心，或者对过于惨烈的牺牲怀有强烈的不认命情绪驱使下的“半截子思考”。在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群体中间，反周怨毛的人不算少，这是一种到处都能够遇到的情绪。

　　按照多数人利益需要，对高层政治完成稳定的制度化重组，是很难一次完成的事情，文革相对鲜明地揭示出问题所在，但答案则想要袁。而共产党执政团队自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场革命的领导集体，但大多数高官确实未能通过文革的严苛检验——许多人对此怀有本能的反感。老田曾经访问过天津飞鸽自行车厂厂长李新民，他是毛时代的模范领导人，但也坚定地反文革，等到私有化彻底完成、飞鸽近乎完蛋之后，他才悲愤莫名，觉得党内真有问题。李厂长是张春桥在晋察冀宣传部的同事，我问他如果四人接班，国营企业会咋样?他说：太难了，几个小家伙在上头唬不住的，前面多少老家伙在。

　　在李厂长治下，飞鸽厂有着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生产上劳动群众和干部也都有着高度的自觉，算是一个很正面的样板。但是，基层民主政治很难渗透到顶层，很多政治坚定的造反派也是这样看的，表现在政治主张上：很看重基层面对面的政治觉悟启发和组织建设，很不看好顶层设计。大体上，真正从文革经过且反思深刻的人士中间，对于宏观制度设计不看好，对于西式民主尤其如此。形成了较为朴素的阶级分化方面的政治认识——高层政治人的权力份额过高情况下，一切好制度都会被异化，正如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领导群体在毛时代经历的变化那样，那群人在文革期间对于群众组织和批评力量的镇压，当然算是最为露骨的体现。因此，好政治制度需要在解决了阶级分化机制之后，才能够得到机会开始建设，这就很接近毛爷爷的“大过渡理论”了——建设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共产主义制度需要一个漫长的新旧替代过程，逐步地培养基层批判力量对于上层分化机制的制约能力，有且仅有制约力量超过了分化力量的那一天，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度才会开始。

　　造反派作为草根兴起的批判力量，也有各种不同状况。如钱理群后来的变化，低于造反派的平均觉悟水平，他这样的人紧跟D时代是有道理的。大体而言，比较自私自利的人，最先对斗争成本啧有烦言，自以为有理由抛弃初心选择背叛了;最坚定的造反派是那种坐牢判刑之后，不改初心的人，这些人堪称是死不改悔的走社派。因此，造反派或者别的什么亲历者，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评价，会沿着个人愿意承担的最高“斗争成本线”而出现认识分化或者对立。

　　对人民的教育效果，或者人民的觉悟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文革的经验揭示的太清楚了，一个单位的官员比较走群众路线或者亲民，会导致民众彻底丧失批判意识或者觉悟，还会很轻易就被动员起来去反对别人的批判意识，文革的保守派就体现了这个逻辑，李厂长那儿就组织了800多“查过三代”的“赤卫队”服务于天津市委调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越是成功，越是不利于普遍觉悟和批判意识的成长，甚至还会危及从前的政治建设成果。

　　五

　　官方编辑的周年谱，在文革诸问题上谎言不少，其评价和演绎部分多不可信，需要小心点读，但也不可能百分百假话，各事件的时间点信息较为重要与可信。根本性的问题是文革是错的，所以周总理不可能真心支持，这个是彻底颠倒了事实，查阅周年谱，在造反派兴起阶段，接见并表态支持他们的事儿，周总理做得比谁都多。应该说，在支持民间的草根批判力量成长和壮大方面，文革小组任何一个人都做得比总理少。

　　造反派作为草根批判力量，其优点是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或者革命性，缺点未能获得机会和时间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也就是未能真正确立起新的领导权。革命首先是领导权建设，领导权建成的标志是能够对大多数人起作用，至于暴力革命，那是最后阶段才会需要的选择，首先得组织好基本队伍，拉拢同盟军(也就是团结大多数)——把统一战线划到敌人脚跟前，如果还有最后的不妥协者，才需要暴力对待。共产党革命打垮了政府军之后，连放下武器的敌人和地主阶级，也进入吸收和改造之列了;而许多统治阶级成员个人，还是很乖巧的，比贫下中农还乖巧，选择不食周粟且反抗到底的，几乎一个也见不到。那样一个结局，才算是领导权建设到位了，新社会新国家就此得到确立。

　　有人认为乖巧的统治阶级成员，及时而大量地钻进共产党内部，从内部改造了共产党。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不得不经历过这样循环往复，并不能由此对他们贴上政治贱民的标签，因为这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政治退化力量在高层而非下层，是跟随者阶级分化的规律起作用的。只有真正形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和自觉，底层批判力量对于上层的退化力量形成了有效的制约，新社会才会最后稳定下来。毛爷爷时代，他总说百分之五的旧统治阶级现在不是问题了，后来历史也证明，不是这些外部的残渣余孽，而是欣然接受“被改造”的共产党高层——权力核心部分出现了基于阶级分化规律起作用的趋势性问题。甚至，在合作化早期，老地主才是受到阶级地位进一步下降和贫困化威胁最严重的群体——他们是新社会中间最接近于下降通道的群体，他们现在反而最需要合作化的生产资料保险功能;此时是富裕中农和基层小干部最有可能沿着旧通道上升，所以最反感合作化。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订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再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