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奥演讲引发的关于“冷战”问题的几点思考

　　郝贵生（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近些天，由疫情引发的美国对中国的“甩锅”行为、美国决定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及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以来，特别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的演讲，引发了人们关于“冷战”问题的思考。笔者也就“冷战”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谈谈几点认识。

　　一、蓬佩奥演讲首先引发国际舆论关于中美对立是否“冷战”问题的争论

　　7月23日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故乡的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发表演讲，将今天的世界定义为正在经历“自由世界与暴政之间的战争”，并对中国从内政到外交发起猛烈抨击。演讲通篇都在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污蔑中国是“国内的压迫者”和“不诚实的国际参与者”。他宣告尼克松总统近50年前开启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对抗我国。

　　演说后，美国政府多名高官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对华强硬言论，且把这次演说比作对中国的“冷战宣言”。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28日发表题为《与中国的冷战会是什么样子?》的文章说，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盛行的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已经不复存在。蓬佩奥的演说清楚地表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近几个月已经到达最低谷。但这种对抗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纽约时报》文章认为中美之间开始了新的“冷战”，但这次“冷战”与上世纪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有较大的区别。

　　但美国也有一些人反对这种看法。据媒体报道，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于本月29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中美不存在冷战，即使有，我们也赢不了》。文中说，在对付中国方面，如果美国还想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那一套估计很难奏效，成功也不可能。“新冷战”的想法是误导美国走向错误的选择。因为现在的情况和美苏冷战时期完全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导致美国最终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经济上，苏联的那种经济模式已经注定了走向失败。当时的苏联在全球贸易上根本没有占据多大的角色，对于美国来说，苏联既不是竞争方也不是合作方。但是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在全球供应链或经济领域中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思维不适用。他同样认为，美国面临“中国战略威胁”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帮结派”，扩大美国和盟友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共同封锁，一起对抗。类似于关闭使馆，制裁官员，调整关税等都会引起对方的反制裁，美国讨不到什么好处，也解决不了复杂问题。美国可以重构多边主义来“横架”中国，千万不能采取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引起国际上的反感。

　　世界各国媒体也对蓬佩奥在的演讲引发的所谓中美“冷战”问题发表各种见解。很多外媒在报道中美关系新动向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冷战”一词。彭博社认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日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说成是对与错之间的生存之争，让人回想起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时的语言”。英国《金融时报》则评论说，美国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与冷战时期的场景高度相似，冷战的幽灵再次出现。路透社更是直言，“美中进入新冷战”。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BBC)发表题为《中美关系为何跌至几十年来最低点》的文章指出，最新一轮的中美对抗升级，很大程度是美国造成的。来自特朗普政府内的批评人士对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意义和时机心存疑虑，认为这是特朗普为了推卸抗击疫情不力的责任，转移民众注意力，以谋求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连任。

　　法国《世界报》7月24日刊文指出，对于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中国的回应是相对审慎和克制的。该报注意到，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中国网友呼吁国家关闭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作为回应，要知道，驻香港领事馆比驻成都领事馆的规模要大得多，也更具战略意义。但中方并没有这么做。

　　德国《商报》在题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的文章中强调，中美对抗升级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威胁。尽管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当年美苏冲突有其相似之处，但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阵营对立。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在经济上的联系更紧密了，不是一道新“铁幕”就能随便隔开的。文章还指出，无法套用美苏冷战时做法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将西方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简化为遏制，而事实上西方“无法像当年遏制苏联一样遏制中国”。德国另一家报纸《每日镜报》在题为《世界大国间的对抗有多危险?》的文中指出，美国政府不能指望德国会成为其盲目追随者。文章报道，德联邦政府强调中国依然是德国在气候保护和与伊朗核问题等国际议题上的重要伙伴，也是举足轻重的经贸伙伴。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现任总统时常践踏德美的共同价值观，但美国毕竟与德国享有共同价值观，并且还是德国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

　　日本《朝日新闻》在题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凭借力量打压是行不通的》的社论中指出，虽然“霸权大国”美国和“新兴国家”中国的对抗不断升级，但与美苏争霸时期不同的是，中美两国有着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有协作战胜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文章认为，虽然蓬佩奥呼吁建立“新的民主国家联盟”，希望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但蓬佩奥的这番呼吁显然是无用功。在贸易、核裁军、全球变暖等问题上，美国始终坚持“美国优先”，并不断退出各种国际组织，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体现出“民主主义”。文章认为，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希望中美实现和谐共处。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与中国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邻国，为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日本应该在防止中美对抗升级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西兰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网站Stuff发表题为《与中国的新冷战将比旧冷战更考验新西兰》的评论员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一触即发，与美苏争霸一样，是危险、昂贵且无意义的。但这次与美苏冷战不同，作为小国的新西兰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方面，“五眼联盟”召唤自己一起对抗中国，但另一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让新西兰很难选边站队。目前，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经增至每年306亿新西兰元。文章还指出，新西兰必须要在这场新冷战中找到适当的定位，要重新考虑国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必须学会在面临最艰难的外交政策挑战中为自己导航，因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正在驶入一场新的冷战。”

　　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冷战”的实质

　　面对着蓬佩奥演说引发的关于中美之间的对立是否是当今世界的新的“冷战”状态的争论，笔者认为，关健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的方法认识“冷战”的实质及中美当今矛盾斗争的实质。

　　首先从“冷战”这一概念谈起。1947年，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一本小册子，书名就叫做《冷战》。“冷战”与“热战”对立而言。“热战”就是指敌对双方直接的军事和武力对抗活动。“冷战”就是指除“热战”之外的一切其它的对抗活动。此后,“冷战”这一概念便广泛为美国报界和政界所采用。使用时实际也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即指1947年至1991年之间，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冷战”作为一个体制又特指战后40多年美国对苏联建立的军事上遏制、政治上对抗、经济上封锁、组织上包围的有关制度、规范、措施。“冷战”时代开始于二战后，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上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说明了苏联模式失败，标志着冷战结束，同时也标志两极格局结束，前后共44年。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变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超多强”。

　　那么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含义“冷战”的本质是什么呢?笔者发现不同时代辞典、词条中解释是不同的。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这样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把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除了武装进攻之外的一切敌对活动，总称为‘冷战’”。注意!这里一是强调了“冷战”是帝国主义的概念。二是强调了“冷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行为。这样解读显然是分清是非的。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冷战”行为是非正义的，二者是代表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与代表正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要求我们要自觉运作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解读自《宣言》之后的人类全部发展史。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本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后转化为全世界人民同法西斯之间的战争。而战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大集团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质上不是单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实质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人类先进、进步势力的“社会主义”与代表国际垄断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类反动、落后势力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对立斗争。这种对立虽然没有发生如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局部冲突、战争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矛盾冲突始终没有间断。这就是西方国家称之为“冷战”的背景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但西方国家的政要绝对不敢承认“冷战”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因为他们也从来不承认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只是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遏制共产主义事业的两大集团的非军事的对立这种现象和形式看问题。

　　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和现象也影响到国内。笔者查询“百度”词条，关于“冷战”性质这一问题这样写到：“这是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不动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冷战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是世界长期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两大军事集团实力相当，谁都不敢轻易动用武力来结束对方与其的世界霸权争夺。两国都储存了大量核弹头，彼此相互保证毁灭。冷战结束后再加上经历了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这段解读的最大特点是不分两大对立集团的是非、善恶，各打五十大板，完全混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矛盾的对立双方似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而是世界人民同“两大集团”之间的对立。

　　同时，再结合当今美国及世界其它国家使用“冷战”概念的含义，其最大的致命的缺陷，就是仅仅停留在对事物现象的表面的认识上，而不分“两大集团”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前边我们已经介绍。“冷战”与“热战”是关于两种战争状态、战争形式的认识。“孙子兵法”讲到战争的重要因素是“道”即战争的目的。战争双方目的不同，战争的性质也不同。抗日战争对中国人讲就是正义战争，对日本人讲就是非正义战争。战争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也不同。所谓“冷战”时代，其性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发动的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正义一方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非正义一方是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作为局部战争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之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属于“冷战”时代的产物。当今西方国家谈起当年的“冷战”时代，一般都不提起战争的目的或性质，如果提起，他们都是站在西方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美国一方是正义国家，是为“自由世界”而战，苏联一方是非正义的邪恶国家。这显然是颠倒黑白。所以他们解读中美关系无论是否是“冷战”?但都把战争的挑起一方归结为中国，而美国是捍卫“国家正当利益”一方，是正义一方。这种对待战争性质的认识决定了美国政要不可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策略。需要这里指出，“冷战”时代的整个过程，矛盾是发展变化的。“冷战”后期，即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由于苏联出现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苏联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标志)，美苏矛盾开始出现“帝国主义相互争夺”性质的一些因素。但不能根本否定整个“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正义与邪恶的根本对立性质。任何借口后期出现的某些变化否定整个时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阶级斗争的这种性质是完全错误的。

　　三、用“冷战”概念的不同含义解读当今中美之间的对立。

　　笔者前面已述，当今人们使用“冷战”概念实际是指有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含义。一是特指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时代，其对立的具体内容、手段、方法具有特定的含义。这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个别”概念、单称概念。“冷战”之后出现的任何国家、集团的非军事对立不可能再现当年美苏对立的那种具体特征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把当今中美之间出现的一切非军事对立如中美贸易战、美国“甩锅”行为、撤销领事馆等用当年的“冷战”时代的“冷战”概念加以解读都是错误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以及英、法、德、日、新等国部分媒体反对使用“冷战”概念解读当今中美对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辩证法认为，任何个别都包含一般，作为个别的“冷战”时代的“冷战”包含着一般。这个一般的含义就是指敌对双方的一切非军事的对抗和对立。实际也是阶级社会中敌对双方的归根结底围绕利益之争的除直接军事冲突之外的其它所有对立和斗争。按照这个“冷战”含义一是可以解读“冷战”之后的美俄对立。西方国家把“冷战”的结束界定为1991年苏联的解体。若按照“冷战”特殊含义，美俄之间就不存在“冷战”行为了。事实上并非如此。近30年美俄的非军事对立绝不亚于当年的美苏对立。从这个意义上，一般意义上的“冷战”行为依然存在。尽管当今的俄罗斯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但美俄之间的非军事对立依然是美苏对立的延续、延伸。美国仍然把俄罗斯看做称霸世界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当今美俄在世界范围的对立比比皆是。其根源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和称霸世界的本性和侵略扩张的性质。尽管苏联刚解体时，一再向美国示弱，但美国仍然对俄罗斯咄咄逼人，最终导致普京上台后，勇敢地再次拿起反美旗帜。这难道不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冷战”行为吗?而且这种对立仍然是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是当今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二是可以解读当今中美对立。当今中美对立既与当年的美苏对立不同，也与当今的美俄对立也不同。但二者之间的对立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任何一个稍有客观眼光的有识之士都能够看到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政者一再表示，韬光养晦，与世界接轨，夫妻合作共赢，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专注自身的经济发展、金融危机中出手救美国等诚意和愿望，但美国对中国仍然没有丝毫的让步和收敛，事事处处继续打压、制裁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典型的事件就是炸我大使馆、撞我飞机，对台军售，通过阻挠我统一台湾的“台湾保障法”、挑衅海南，干涉香港，涉疆法案，挑起贸易战、逮捕孟晚舟，以至于发生今年的美国“甩锅”行为、撤销领事馆行为……，类似事件屡不胜数。事实一二再、再而三地证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亡我之行为不断，且变本加厉。这难道不也是典型的“冷战”行为吗?美国一些政要、媒体是否赞成还是不赞成如当年对付苏联那样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对付当今中国，但争论双方绝对都没有丧失任何敌视中国的企图，没有任何与中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愿望。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于本月29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虽然不赞成对付中国用当年“冷战”那一套方式，且认为也很难奏效和成功。但他绝没有放弃继续与中国对抗的狼子野心。他主张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帮结派”，扩大美国和盟友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共同封锁，一起对抗。这与“冷战”思维与行为有区别吗?

　　四、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政府究竟如何应对美国的新“冷战”思维方式和行为？

　　前文已经指出，“冷战”概念是西方政要人士解读当年美苏对立状态时发明的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者并不否认当年对立的客观事实。但从来没有把这一概念看做科学概念，也反对用这一概念解读历史和现实。当年美苏对立、当今美俄对立、中美对立都客观存在非军事方面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方面的对立。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国家的对立内容、方式、方法都不完全相同。但《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宣言》产生之后，人类的全部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实质都是代表人类进步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势力与代表人类落后、邪恶、反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势力的斗争。如果说，十月革命之前还仅仅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社会主义的苏联成立之后特别是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对立就直接表现为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其实质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只要人类没有最终实现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这种对立就一直持续下去。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同志2014年发表在《红旗文稿》中的一篇文章指出的，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一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应对蓬佩奥演讲及其引发的关于“冷战”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具体讲应该是：

　　第一，认识中美当今对立的历史时代特征和主线索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斗争。无论是美国任何领导人上台，都改变不了这一总的基本特征。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剥削压迫，决定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世界霸权、侵略扩张。它全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就是持续不断地用武力或非武力欺负他人和掠夺它国人民的财富。否则就不是帝国主义了。幻想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置国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激烈的状态而把当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和平与发展”是绝对错误的判断，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国际斗争策略和交往原则产生错误的引导，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斗争精神和意志会起到削弱和麻痹的作用。同时那种离开中美利益的根本对立和“冷战”存在的客观事实，鼓吹中美合作共赢的观点完全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消极等待资本主义的自行灭亡，而是要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主动的还击和进攻。《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共产党人的所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但共产党人绝对不是消极等待资本主义的自行消亡，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同时，共产主义的这种最终目标不是在一两个国家消灭剥削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存在的情况下，一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也是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主义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人类整个剥削制度的大体系和大框架之中，撕开了一个缺口，后又形成了敢于与帝国主义阵营叫板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不可能允许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那么整个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阵营同样也不允许社会主义的体系与阵营与之并存和发展，必然要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等诸多方面全力围剿社会主义。这就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所谓美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本质。国际范围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也不是直线的过程，也一定是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也一定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如中国革命的进程一样。苏联解体导致特定含义的“冷战”时代结束，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结束。西方国家时不时拿“冷战”概念解读当今美俄对立、中美对立，说明他们对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仍然极其害怕，仍然竭尽全力对中、俄代表的人类社会主义的进步因素企图彻底绞杀。这就是当今西方国家叫嚣“冷战”的本质。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步步紧逼之下，却不敢如中国共产党1927年4·12大屠杀之后，抹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勇敢地拿起枪杆继续同反动势力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而是被帝国主义的气势汹汹吓破了胆，企图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之下，经营起自己的安乐窝，还时不时为帝国主义送去秋波和助其发展。4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丝毫没有换来帝国主义的任何“友谊”。前文指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向帝国主义下跪绝对换不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如果说是“发展”了，那只能是自觉不自觉地重新把自己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际是对《共产党宣言》精神实质的偏离和背叛。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就是积极、主动、勇敢地重新扛起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旗，积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不与之进行任何的妥协，逐步地继续扩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范围，把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埋葬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那种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鼓吹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会如苏联解体一样导致自行垮台的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见李晓东7月30日文《跟老胡聊聊苏联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国内某些人讲，西方某些反华人物“想要将所谓“新冷战”强加给中国，但是我们绝不接受。”“特朗普政府想要激化对抗、给中国强加‘新冷战’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反华‘鹰派’再度发出‘新冷战’的叫嚣，但是中国不需要‘新冷战’”“我们不希望与美国打冷战，但也绝不惧怕任何挑战。”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的“冷战”思维、行为本身的客观存在事实，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主观唯心主义态度。正确的态度是勇敢地面对这种对立，积极主动地迎接这种挑战，发起有理有利有节的进攻，而绝不能在国际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充当“看客”和逃兵。

　　第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发展自己是完全必要的。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就绝对没有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物质基础。但问题在于我们处于整个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的路线是以自力更生为主，还是过多依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毛主席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反复复论证我们只能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论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毛泽东时代，正是坚持了这一正确路线，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是毛主席去世及改革开放后，这条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被取消了，逐渐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单纯依靠外援的错误路线所取代。从近几年中美贸易战事件中可以看出，走后一条路线，就是死亡之路。中兴、联想就是其典型。4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条路线、道路已经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破坏性。而华为则是走自力更生的路线。但问题是仅仅一个华为公司认识到自力更生的正确性还不行，还需要全党和整个国家，各行各业都能够认识到，且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之间的关系。国内有一种论调，与美国对抗就会影响中美合作，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这实际上还是把中国的发展寄托在与西方和美国的合作上，实质仍然是对毛主席自力更生路线的彻底背叛，也是导致国人崇美、恐美，拜倒在美国人脚下的经济根源和心理基础。

　　第四，改变在台湾问题以往中国政府的主观幻想和谨小慎微态度，彻底放弃和平统一台湾道路的希望，尽早尽快全面做好武力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台湾问题一直是建国以来中华民族心头上的一块疼痛。台湾问题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一个岛屿问题，而是中美对立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典型表现，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借台湾问题打压、对抗、围剿、封锁社会主义中国战略思想和战略措施的一张招牌和一块巨石，也是美国无论是否承认与中国是否“冷战”关系而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对抗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如果说抗美援朝开始，美国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海峡，中国没有条件武力解放台湾，但经过几十年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方面与台湾相比，已远超其数十倍。但在官方人士看来，总是希望通过民族感化、经济交往、文化融合等非武力手段方式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中。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完全行不通。台独势力较比前些年更加猖狂，美国借台湾问题威胁、打压中国更加频繁。目前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不能一二再再二三地错过大好时机，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解放台湾不单是一个岛屿回归祖国，实质也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进步事业新历史时代条件下主动向帝国主义阵营和势力范围发起主动进攻的号角，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其必将引发帝国主义的溃败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高潮的兴起。那种害怕因台湾问题得罪美国，或因解放台湾引发与美国的武力交战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心理和观念完全是错误的，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变相投降主义的行为，也是放弃共产党人最终消灭剥削制度的自觉不自觉的背叛行为。这种缺乏亮剑和敢于斗争的行为绝对不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气势。

　　2020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