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唐朝有个皇帝叫李世民，他手下有个犯 言敢谏的大臣叫魏征，魏征经常指出皇帝的不足，跟皇帝针锋相对。李世民虽火冒三丈，但也不会痛下杀手。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下面这个，几乎家喻户晓。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大骂道：“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非常纳闷，问道：“谁触怒了陛下？”李世民说：“还不是那个该死的魏征，屡屡在朝堂上跟我对着干，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完，换了身朝服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看后，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这般解释：“我听说‘主圣臣忠’。现在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敢于直言，能够在圣明皇帝的后宫里，我感到非常幸运，又怎敢不祝贺呢？”
“出头鸟”魏征
大臣们给李世民提意见，特别是直言敢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困难，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颜值。一些电视剧中的李世民风流倜傥，和蔼可亲。那么史实中的李世民颜值如何？是大帅哥、美男子嘛？NO！完全不是，据《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的容貌庄重肃穆，文武百官见了他，吓得手足失措。所以李世民不是一个面善的领导，他看起来好似大灰狼、不像喜羊羊，无形中，给进谏者增添了许多压力。对此，李世民心知肚明，所以每次接见大臣，“必假颜色”，勉强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2.权力。这是最关键的因素，李世民要是没权，谁会怕他？韩愈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倒大霉，本来进谏是为了皇帝好，结果你说了逆耳忠言，人家不领情，还要宰了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就算不杀，贬到儋州、崖州等偏远地区，仕途受影响不说，还得受皮肉之苦。一个官员，千辛万苦爬到高位，与其进谏冒风险，还不如多磕头，少说话，至少不亏。李世民和李治都抱怨过：群臣不喜欢进谏，都喜欢明哲保身，要是大家进谏都蔚然成风了，李世民也没必要去鼓励，甚至花钱赏赐。
3.作风。李世民是个军人出身的皇帝，18岁随父起兵，27岁前，已经是位饱经沙场的名将，这样的人，往往行事果断、眼里揉不得沙子。在玄武门之变中，他能够亲手射杀自己的兄弟；李元吉死后，她跟弟媳走在了一起，生了一个孩子，后来鉴于四弟无后，就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元吉。不管什么原因，能对兄长、弟媳下手，那绝对不是懦弱之徒，连他们都能动，你作为一个大臣，他有什么下不去手的？
给李世民进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魏征不但敢进谏，还敢直言进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与之相对的，同为宰相，房玄龄就没有这样的胆量。贞观十年，有人向李世民打小报告，说那些三品以上的官员，个个自命不凡，仗着自己官大，不把王爷们放在眼里，李世民闻讯大怒，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臭骂一顿。眼见皇帝火气极大，“玄龄等战栗，皆拜谢”，魏征却能有理有据的反驳。
再如贞观十五年，李世民听说高士廉、房玄龄问玄武门的修缮情况，大怒，将两位宰相叫来训斥一顿，听完，房玄龄的反应是“拜谢”，主动承认错误。魏征呢？他的做法正好相反：“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拜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简直莫名其妙！人家房玄龄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了解下北门的事有什么不可以。
魏征这么喜欢当出头鸟，李世民非但没整他，还让他在身边工作了十六年，最后得以善终，其中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宽容？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原因一：安抚太子、齐王余党的需要
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说起，武德九年六月的宫廷政变结束后，怎样处理东宫、齐府余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秦府众将想来个绝的，把李建成、李元吉的心腹百余人全部杀掉，家产查抄，以解心头只恨，此言一出，闹得人心惶惶。然而，李世民并不希望这样，因为他刚刚夺权，地位并不稳固，若将宫府余党赶尽杀绝，容易激起他们的殊死反抗，破坏社会安定；且唐朝刚刚建立九年，内则民生凋敝，外有突厥威胁，李建成在地方也有势力，如果再激化出一场内战，百姓、政府都承受不起，东突厥可获渔翁之利。所以用李渊的名义大赦天下，下诏：“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说是这么说，但新当局真的对政治犯 既往不咎嘛？人们心中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宫府的余党们，他们“虽更赦令，犹不自安。”与此同时，不断地有人检举他们，抓捕他们，想趁机邀功领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世民留了魏征一命。当他得知问魏征一直劝大哥杀自己，大哥不从时，便厉声质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自若，回答说：“前太子要早听我的，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见魏征挺横，就算败局已定，他还敢这么说，真是死不悔改，属于顽固分子。在一般人看来，李世民应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可出人意料的是，李世民非但不杀，还委以重任。此举便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连魏征这样，敢当面顶撞我的太子余党都没有被处分，那其他余党呢，就更不用说了，组织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在这件事中，魏征就是唐太宗树立的典型。好比当年刘邦封赏雍齿一样，众将见刘邦最恨的人都有赏，自己那份呢？肯定也少不了呀！既然有利益可得，那还闹什么事！洗洗睡吧。
原因二：严峻的形势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奏：“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李世民执政十一年，户口尚且如此稀少，贞观初年的经济情况便可想而知了。玄武门之变后不久，突厥铁骑就打到了渭水便桥，给新政府很大的压力。李世民全程参与了打天下的过程，懂得帝位的来之不易，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纳谏，巩固既得利益。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乱之后，政府的上策当是无为而治，多鼓励生产，少干扰百姓，少加派赋税、徭役。说是这么说，但皇帝的权力很大，欲望很强，他要想穷兵黩武、修造离宫别馆，老百姓依然会被征发。这个时候，魏征的作用就凸显了。当李世民想劳役百姓、违背制度，魏征可以谏止，确保大政方针不脱离既定的轨道。
多年后，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我登基之初，大家意见不统一，“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但魏征却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惠施，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了他的话，效果很好，现在“天下大宁”，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拜我，“此皆魏征之力也。”贞观三年，高昌王鞠文泰入朝，西域诸国获悉此事，也想派人到长安朝贡，魏征知道后，连忙劝谏：“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一句话：别让这些“蝗虫”来了，老百姓受不了。贞观四年，李世民又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直言上谏，魏征得知后，大加赞赏：“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可是好景不长，正如魏征所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贞观初年，李世民能积极纳谏，明显是受了内外形势的影响，等到十几年后，位置坐稳了，经济发展了，颉利被擒了，唐太宗就不可避免地骄傲自满、松懈下来。对于这样的变化，魏征深有感触，贞观十二年，他对李世民说：“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最近一两年，您已经变得不喜欢人们进谏了，常常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鲜克有终。
原因三：犯颜进谏只是小概率事件
在一般人眼里，好像魏征每次阐述自己观点时，都会触怒李世民，让他下不了台。但如果细看，会发现犯 言敢谏并不是经常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双方的对话还是能够心平气和的。什么情况属于犯 颜进谏？比如皇帝因为什么事很生气，发火了，导致决策失误，大臣们明知道有问题，但考虑到皇帝心情不好，都不敢说话，这个时候劝谏，就是犯 颜进谏。还有可能是皇帝决策失误，或者有过失，可事情敏感，群臣不敢言，然后你不畏艰险地指明问题，虽然皇帝不乐意听，甚至大怒，但你不屈服，这也算犯 颜进谏。
然而，唐太宗不会每次决策都失误，也不会天天发火，否则跟昏君没什么区别了，魏征犯 颜进谏的事情一般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所以当你看《贞观政要》，里面记载与魏征有关的事件大约五十起，犯 颜敢谏的事十多起，再算上两唐书，还有笔记小说什么的，总数几十件的样子。要是一个月发生几十次，确实让人受不了。可魏征替唐太宗工作了十六年多，平均一下，每年就几件而已，属于小概率事件，魏征的大部分进言不会触怒唐太宗，只是因为犯 颜进谏容易使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全是这样。
原因四：注重方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魏征进谏非常注重方法，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不合皇帝心意，觉得他言辞激烈，别有用心，是恶意诽谤君上，妄议中央。魏征就进言说：“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通过引用贾谊上书文帝的典故，巧妙说明自己的观点。在魏征的谏言中，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隋炀帝，都是他进谏的素材，其中被用较多的是隋炀帝，因为唐太宗跟隋炀帝有亲戚关系，本人又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可谓殷鉴不远，用杨广的事例显得更有说服力。
除了典故，魏征还很擅长譬喻，比如李世民想封禅，魏征劝谏，他这么打比方：“有人长患疼痛，不能任持，疗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现在的大唐，就好比刚刚康复的病人，大病初愈，瘦的跟皮包骨一样，可你却让他背一石米，日行百里，肯定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魏征还会用比兴的手法：“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从树木、河流，谈到了治国。
《旧唐书》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新唐书》说魏征：“通贯书术。”从魏征劝谏的内容看，两唐书所言不虚，如果没读过很多书，哪里讲的出这么多典故。你去跟皇帝进谏，只是干巴巴地讲大道理，那效果可能就一般般，要是掌握了很多方法，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令人信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动手杀人，那完全就是昏君所为了。
原因五：幕后的势力集团
李世民不杀魏征，还因为他与山东的关系特殊，魏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山东豪族，他是这个利益集团在朝中的代表人物。据孟凡雄与桂士辉研究，魏征并非如两唐书所写，出自钜鹿魏氏，而是出自馆陶魏氏，因为唐朝人看重门第，如果一个人出自名门望族，往往被高看一眼，所以在魏征发达后，称自己是钜鹿魏氏，以弥补馆陶魏氏影响力相对逊色的缺点，借此抬高身价。那么魏征的父亲是什么身份呢？对于这个内容，《北史》有记载。
原来，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此人“博涉经史，词藻清华”，担任过汝南王悦參军事、平阳王法曹参军、著作郎、上党屯留令，曾上书讥讽时政，为权贵所不容。武平年间去职，之后不再出仕。纵观其一生，没有当过太大的官，也没有很大的作为，混的并不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北史》要记载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个好儿子。《北史》编撰于初唐时期，魏征作为宰相，不得让宰相之父名垂青史，《北齐书》和《魏书》就没写魏长贤。
魏征小时候，还没成年，父亲就死了，非常落魄，曾出家当过道士，隐居了一段时间。他之所以能够上位，除去才华、太子余党身份外，还因为时代背景，在隋末战争中，他脱颖而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先受到李建成的赏识，后获得李世民的认可，最终在贞观年间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与魏征背景相同、经历类似的还有很多，他们并非世代显宦的名门望族，而是靠乱世崛起的山东庶族。
当初瓦岗寨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来到长安，并没有被起用。于是他主动要求“安辑山东”，朝廷批准了，出发后，魏征修书一封给昔日战友、同为山东庶族的李勣，劝其降唐，李勣得到书信，很快同意。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又派魏征到山东“宣慰”，还允许其“便宜行事”，想利用他在山东的影响力，迅速稳定局势。途中，碰到有人押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师行去京城，魏征放了他们以安抚人心。李世民听说后，也表示认可。贞观六年，诸王、大臣多次劝李世民封禅，李世民自己也同意了，唯独魏征以为不可，他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崔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山东地区民生凋敝，要是封禅大部队来了，不知要给山东豪族带来多大的物质消耗，所以魏征表示反对。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异同”，在李世民的眼里，山东人、关中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为此，张行成劝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魏征不过一介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但站在他身后的人有份量，李世民虽然有时候不满魏征的直言，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也不得不慎之又慎。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他需要利用山东庶族，牵制山东士族的势力，要是山东庶族被刻意削弱，门阀士族恐将膨胀。这对中央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原因六：印象管理
最后一个原因：李世民很善于印象管理，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对你产生好印象。玄武门之变中，杀兄的事情饱受外人诟病，登基之后，怎么把自己的形象翻过来呢？这时，魏征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李世民说：“朕历观自古人臣尽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君明则臣直，李世民善于纳谏，容忍魏征，自然可以获得美名。故在千百年后，人们评价李世民时往往感到矛盾。
有时你甚至会发现，李世民的形象建设都有些过了，比如亲自给大哥送葬，还哭之甚哀，人都是你杀的，你哭的这么伤心会有几个人真正相信？还有贞观四年，史书记载：“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李世民接手的，是隋末的烂摊子，且贞观前三年都有大灾，“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经济基础差，还有大规模的灾害，怎么第四年突然就能发展的这么好了？还全国范围内的夜不闭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以上现象不符合常理，可能贞观四年的情况却有好转，但好不到这个程度，史书明显过誉了。没准，当年的“大唐新闻联播”就是这么播报的。
在魏征生前，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还不错，但在魏征死后不久，君臣关系还是破裂了，李世民取消了与魏家的婚事，并一度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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