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面临的最艰巨的历史任务，就是尽快启动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

　　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选择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的目标和战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旗帜下，用最短的时间，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部门。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所以能够比较顺利、迅速地进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党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没有组织起来的农业为工业化提供无法计数的经济贡献，中国初级工业化就不可能那样迅速地启动并取得显著成就。那种不顾历史实际，认为中国工业化搞早了、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错误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我们只有把中国初级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它们存在的历史依据和必要性，也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此作出的艰苦努力和选择的合理性。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成为挣脱殖民体系束缚、贏得独立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标。工业化就是在国民经济中建立并扩大现代经济部门、改造并缩小传统经济部门，确立现代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体现着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准备好物质技术基础和国际国内环境。首先，我们是在一个具有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大量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前还基本保留着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工业化进程随时都会受到封建落后势力的阻挠和侵蚀。其次，我们是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史，是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的历史，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十分沉重的修复战争创伤的任务，中国工业化就是在满目疮痍的经济基础上开始的。再次，我们是在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国工业化起点之低、基础之薄弱、任务之艰巨，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少有的。虽已有80余年近代工业的发展史，但是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现代工业残缺不全，产业结构极不合埋，有限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而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收的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状态之中，据统计，这一年重工业产值比抗战前最高年份降低70%，轻工业产值降低30%;农业除劳动力大量减员外，农具约损失30%，牲畜约减少16%，农业产值降低两成以上。主要工农业产品，包括粮食、棉花、煤炭、钢铁等都跌至谷底。在一个现代经济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国度中，又蒙受了如此剧烈的经济破坏，更增添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启动的难度。最后，我们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施孤立、打击政策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不准备关起国门，而是真诚地希望同世界各国政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原先的设想。1950年10月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借口朝鲜战争，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贸易禁运和资产冻结，这使我国失去了通过获得外援或发展对外交流(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摆脱极端贫困境地和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两个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这种目标选择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在论证苏联高速工业化时曾讲：“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当时的苏联还要低，中国共产党人则更为焦急，毛泽东曾很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可以设想，不彻底改变这种落后局面，不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就无法摆脱和抵御来自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威胁。正是因为如此，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迫切地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1952年6、7月间，毛泽东又系统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确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战略目标，并以此指导整个经济建设工作。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只能有一种选择：即由政府启动、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中国这种初级工业化模式和道路的一般特点，表现为：

　　第一，政府始终是工业化的发动机。政府不仅负责启动工业化开展，而且负责组织、设计并运用政权的力量推动和确保工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政府所以如此大量和积极地参与工业化过程，一是由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形态没有为工业化的开展准备好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经济力量，二是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国营经济创造了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条件。政府通过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克服工业化所遇到的障碍，创造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并将极为有限的工业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用于工业化最关键的环节和部门。

　　第二，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开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是初级工业化，即它不是工业化条件充分具备并具有一定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化。初级工业化的基本任务就是启动工业化，初步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经济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传统农业和机器工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化。在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国民经济的积累主要来自农业。工业部门是投资的主要领域，其发展是粗放型的。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是后发型的赶超工业化，即它是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际背景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并以高速度发展为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同早发工业化模式和道路有着很大区别，而且同许多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发国家也有很大不同。它是后发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在5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它的建设资金只能甚至主要完全依靠国内积累、自力更生;而改变贫穷落后局面的沉重历史任务，使国家始终把高速增长和赶超作为首要目标;在丧失了工业化自身发展的历史时机后，不可能仍按照由轻工业再重工业的顺序演进，只能把重工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因此，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像早发工业化国家那样在过程中追求目标，并不断地在过程中校正目标，而只能是在目标既定的前提下设计过程，并易于以目标来纠正或代替过程，所表现出的基本发展特征就是“赶超”。

　　第四，为了确保中国初级工业化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学习并借鉴了苏联30年代以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权和髙度组织化的经济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经济体制具有显著的作用，它具有强有力的手段进行集中计划、动员、调集和配置经济资源，以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较快较大的结构变动;它能有效地确保人民迅遠摆脱极端贫困状态，实现较高程度的收入分配均等化，以消除因社会变动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因素;它具有强大的应付经济突发现象和克服经济严重困难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确立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的战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合理的选择。

　　(二)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就是落后的传统农业。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而且也是国民经济重心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化过程。没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作为保障，工业化的实现也就根本无望。实际上，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早已指出：“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直至新中国建立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居着绝对的优势。据统计，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9.9%，若按净产值计算则髙达84.5%;在国民收入结构中，农业占68.4%。在这样一个农业国中，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是绝对离不开农业的贡献的。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农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品贡献，即非农业部门的扩大强烈地依赖于本国农业所能提供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如果一个国家粮食供给的增长长期跟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就不得不减缓;同样，只有当农产品以一个适当的比率增加时，使用农产品作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增长率才能提髙。二是市场贡献，即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品的需求者，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贡献。在初级工业化阶段，尤其如此。农村商品市场，对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因素贡献，即农业资源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贡献就是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仅靠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来筹措发展资金是不够的。因此，农业成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此外，农业对工业化的劳动贡献也是巨大的。四是外汇贡献，即通过增加国家的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出口或扩大农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节约并增加外汇，以支付因引进技术或设备而需要的外汇。在初级工业化阶段，农副产品是主要的出口创汇商品。因此，可以这样说：初级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农业发展的程度。

　　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根本无力承担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四种贡献。

　　以一家一户个体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点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几千年来都没有遭到彻底破坏。在技术落后、资金和土地稀缺、人口及粮食需求压力下，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和结构日益收缩，越来越失去发展的动力和条件，长期陷入萎缩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之中。传统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使之能够提供的剩余产品十分有限;农村自然经济顽强，商品性农业很不发达;农业所能提供的用于非农部门发展的资金微乎其微。实际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发展的深刻经济原因就在于此。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不仅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贫困落后的局面，反而使中国农业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所以这样讲，首先是因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农业承受了空前沉重的负担。而竭泽而渔的政策措施加剧了传统农业的贫困。同时，落后的、不合理的近代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使近代工业无法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也使传统农业丧失了推动经济发展和贡献经济要素的能力。其次，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旨在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农村，成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生产基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宣扬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就是这种卑劣企图赤裸裸的体现。仅从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外国向中国倾销的商品大多是工业制成品，而中国出口则长期以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农副产品的出口占出口货物的比重不断上升，1873年为2.6%，1893年为15.6%，1920年为36.4%，1936年为44.1%。中国忍受着国际贸易不等价交换的盘剥。从1926—1936年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变动可以看出(以1926年为100)，进口物价指数1936年上升为141.7;而出口物价指数1936年为96.1，1934年仅为71.1。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不仅延缓了工业化的步伐，而且加深了农业的危机。再次，在日益恶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经营状况严重衰退。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土地经营规模日益缩小，封建剥削十分沉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大量的贫苦小农无地或少地;地租一般可达收获的一半，甚至70%以上。农村生产力更是落后，据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兴国的调查，平均每百户有耕牛20头，无耕牛户为25%;有耕牛的农户中，有50%是数家共有一头耕牛的。加之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农民的负担日甚一日。中国近代农业的衰败使农民问题上升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在农业中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同样不可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的大规模进行创造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农村小生产与工业化的冲突和矛盾日渐显露出来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个体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业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一家一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使农民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也使农业生产与工业化的矛盾暴露出来。在当时，贫雇农平均每户只有12.5亩耕地，1/2头耕牛，2/5部犁，1/11部水车;中农平均每户19亩耕地，9/10头耕畜，7/10部犁和1/7部水车，一户还配不起一套生产工具。这样的个体小农经济，不可能有更多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和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更不可能适应初级工业化对农产品和资金积累的大量需要。

　　第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体小农经济与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土地改革后的小农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影响并决定他们经济行为的只能是他们最直接的利益要求，初级工业化所必需的商品粮食和原材料供应势难得到保证，导致国家工业化整体利益和个体小农的自身利益冲突加深，从而影响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

　　第三，个体小农经济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与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所要求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存在矛盾。个体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其生产有很大的自给性和盲目性，它不能把自己的生产经营同国家的经济计划紧密结合起来，这便不可能保证持续稳定地提供初级工业化所需要的农副产品，从而直接危及工业化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计划的贯彻执行。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顺利进行，必须对土地改革后涌现出的个体小农经济进行改造。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要求农业实行合作化的基本理由。

　　(三)

　　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仍未能使农业成为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保障，仍然未能解决工业化发展所必要的资金和原料来源。个体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分散性和不稳定性仍然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潜在的威胁。此外，在少数地方已经出现的农村两极分化，也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广大农民面临生产和生活的种种困难，也有互助合作的要求。为此，中国共产党权衡利弊，及时提出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是中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缩小、限制继而最终消灭各种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关系；而且还在于我们党对农村社会生产力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决定采取组织起来的方式，发挥集体劳动的优越性，以克服传统农业的局限性，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

　　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考虑到当时我们不可能也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农业大量进行资金、物质投入，改变农业生产在技术装备、耕作方式上的严重落后性，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变农业劳动组织形式和农村经济关系的途径，改造传统农业的面貌。为此，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中所赢得的崇高威望，发挥了党的强大的组织领导力量和社会动员力量，并借助广大农民对未来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向往，广泛动员并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个决议，大大加快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到1956年底，中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我国广大农村建立起了以低级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这样，不仅从经济上消除了农村私有经济和农民两极分化产生的可能性，而且也从组织上有效地确保了农业对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的巨大经济贡献。

　　农业合作化是农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既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组合和提髙。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合作化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提高农村社会生产力是在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和经济环境中的唯一合理的选择。在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化是经济生活中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国家在无法从其它渠道取得更多的建设资金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农业提供积累和贡献。事实上，这也是经济落后国家在严峻国际环境中和恶劣经济条件下的唯一出路。在20年代中期，苏联党内就工业化战略和道路展开的争论，无疑也说明了落后农业条件下工业化的困难。托洛茨基派所提出的赤裸裸地掠夺农民，“拧紧螺钉”的办法，就是其中最极端的主张。此后，斯大林在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也基本上采取了完全牺牲农业的作法。

　　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那样极端的作法，而是通过对农业的组织变革，即对农业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来发展农业社会生产力。应该说，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建立在低级公有制基础上的。我们所以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低级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关键是由于这种公有制是建立在十分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的。虽然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对中国落后农村经济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农村生产力却并未因此发生明显的改观。整个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不可能在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符合马克思所设想的比较纯粹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来。50年代我国农村的合作组织，是在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社会分工极不充分、生产资料严重短缺的条件下，通过组织起来共同使用生产资料、集体劳动，共同分享并不丰富的劳动成果的经济组织形式。这样的公有制只能是低级的公有制。

　　建立在这种低级公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具有较强的内部积累机制，确保积累的有限资金能最大限度地用于初级工业化。农业对工业化的资金贡献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的：一是国家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和农村其他税收。1952年它们占农村总产值的11%，1959年占8.55%。“一五”期间，在国家财政收人中，农业所占比重也达14.9%，实际上农业负担远不止于这个数。二是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即通过存在于工农业产品间的“剪刀差”，把农民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工业化建设。斯大林把通过价格作用获得的资金称之为农民对国家工业化的“特殊贡税”。

　　其次，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对工业品的需求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农用机械、日用工业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这就为工业品开辟了广阔的农村市场。仅以农用拖拉机增长的情况就可略见一斑。1949年全国农村仅有拖拉机401台，1952年增至2006台，1954年增至5061台，1956年增至19367台，1957年又增至24629台。1957年比1949年增长60倍还多。1957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65万马力;机耕面积263.6万公顷;化肥施用量37.3万吨。

　　再次，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能够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并通过国家垄断农产品的购销，维持现有和新增人口低水平的消费，有效保证农业最大限度地为初级工业化提供积累。在50年代初期，我国粮食的供求矛盾始终很尖锐，粮食短缺成为初级工业化启动所遇到的最大障碍。1953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开展，国家开始对粮食等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从而逐渐地缓解了粮食供求矛盾，保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的发展，并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

　　最后，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为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创汇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口的商品主要以农副土特产品及其加工品为主。1953年我国出口总值为10.22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竟占8.11亿美元，为出口总额的79.4%;1957年出口总值为15.98亿美元，初级产品为10.16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63.6%。可见，50年代初级产品在出口创汇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在组织起来的农业的巨大经济贡献的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在50年代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积累率。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一，国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一五”期间，全国完成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40亿元，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达214亿元，超出旧中国近百年所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的60%左右。建成一批国家工业化所急需而我国过去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特别是集中力量在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化学及军工等方面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及由694项限额以上建设工程组成的工业建设，为国家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28个，部分投产的109个。许多过去中国没有的现代化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

　　第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积累率一直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平，并由于坚持宏观经济平衡，使社会经济增长比较顺利平稳。1953—1957年我国国民收入的积累率为24.2%，这其中主要是从农业中积累起来的。工业发展速度最为显著，工业总产值1957年为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了2.1倍，平均每年增长25.4%。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为1949年的33.9倍;煤产量达1.3亿吨，为1949年的4倍;发电量为193.4亿度，为1949年的4.5倍;机床产量为2.8万台，为1949年的17.7倍。此外，由于坚持宏观经济平衡，比较成功地保持了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有效地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粮食危机等问题，确保了国民经济比较平稳顺利的发展。

　　第三，随着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初级工业化的大规模进行，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髙，社会主义公有制空前加强。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同期增长2.1倍，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35.6%提高到48.3%。以工业和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份额变化来看(以当年价格计算)，农业由1949年的58.6%降为1957年的33.5%，工业(包括建筑业)则由25.8%升至51.2%。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如以国民收入总额为100，1952年与1957年相比的变化：国有经济由19增至33，合作经济由1增至56，公私合营由1升为8，资本主义经济由7降为0，个体经济由72降为3。产业布局也明显改观，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工业面貌已开始发生转变。

　　第四，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恢复与建设速度加快。新建、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约1万多公里，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99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25.46万公里。分別比1952年增长了22%和1倍。同期内河航道里程达14.4万公里，增长51.6%;全国邮路总长已达222万公里。这就为此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最后，在短短数年间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五”期间，在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人均国民收入增长36.5%的条件下，全国消费基金增长了36.8%，人均增长21.6%。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76元增至1957年的102元。其中职工由148元增至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增至79元，提高27.4%。五年中共安置就业1300多万人。旧中国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的悲惨局面初步改观。

　　应该肯定地说，没有农业合作化，就不会有工业化如此显著的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50年代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具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内容，而且更有为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积累资金、提供巨大贡献的经济内容。无视前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意义；无视后一点，就不能认识中国工业化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农业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因此，离开农业合作化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离开初级工业化研究农业合作化，都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作者：贺耀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