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抓住“纲”，就会一目了然。中美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我们要紧紧抓住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中美关系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全面和深刻影响，在中美博弈斗争中，中国面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

　　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一、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从部分合作转向多方面博弈;第二，矛盾冲突逐步升级;第三，中美博弈军事冲突的风险逼近;第四，中美关系的变化直接关系中美两国的国家命运。

　　美国白宫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全面公开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提出，这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实际上是美国及其盟友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立场是，不惜代价，打垮中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超越美国。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取决于国家意志和人心向背。

　　二、中美之争和历史上“老大老二之争”具有不同的本质和特点，也不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美国在与英国、德国、日本、欧洲的斗争，都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打垮对方。只要对方心甘情愿做小弟，斗争就会从激烈转为和缓，甚至长期和平共处。美国对苏联，则是从内部进行和平演变，“五马分尸”，肢解苏联。美国对中国，则是全方位打击，穷尽一切手段，不把中国打垮决不罢休。

　　纵观中美关系，美国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战略，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和平演变和全方位公开打压，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中美关系的本质，不是老大老二的经济关系，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发展道路，两种发展模式的博弈。中美关系已经转向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从和平演变，上升为全方位打压中国，开始显现不惜代价的“亚战争状态”。

　　三、美国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美的矛盾已经不是中小企业同大型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与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正如列宁所说，“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国家和企业了。”长期以来，很多善良的人们，忽略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个本质。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阶段，美国的一切不靠谱、不讲理、长臂管辖、霸凌主义，种种疯狂都是其本质使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和腐朽的资本主义;霸权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都体现出美国霸权和垄断的帝国主义本性。

　　四、中美关系将处于长期缠斗状态。中美在合作中有打压，打压中有合作。美国打压中国的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打压的手段更加赤裸裸。打压的频率将更加密集。美国对中国全方位打压的“亚战争”状态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

　　五、对美国政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第一，“美国第一”的概念，几十年来没有改变。美国要中国长期屈居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位置，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使用种种打击手段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消除对美国的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政治霸权的任何潜在威胁。第二，世界新冠疫情给中美关系激化提供了催化剂。美国的所谓群体免疫，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本至上的典型表现。美国甩锅抹黑中国，不仅是美国转移目标的斗争手段，而且是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第三，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退群”和单边主义，特别是世界疫情的爆发，加速了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区域化的世界格局多层次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美国是在“退却”，本质上是美国意图将中国与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阻止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世界经济秩序仍然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第四，中美博弈将会全方位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资源战、法律战和军事战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能掐断中国的资源通道，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美国在时机成熟时，也不会放弃运用法律战对中国进行打击，因为这是成本最低，操作性最强，对中国经济直接损害最大的斗争手段。第五，中美博弈将是长期的斗争，最终胜负取决于两个国家的内功：制度优势和人心所向。所以，美国会抓住一切时机，对中国在舆论上、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渗透和分化，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会交替使用，甚至同时使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中国正在进入新的战略调整期

　　世界疫情无情地催化了所有国家的内在矛盾，催化中美斗争加速表面化、激烈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和深刻的影响。它促使我们对西方治国理论的反思，对“小政府大社会”的反思，对自由经济的反思，对西方三权分立民主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这次中国武汉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各省市支持武汉抗击疫情，42000多名医护人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些医护人员全部来自公立医院。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为了满足GDP指标，而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

　　中美关系转向新的发展阶段，促使我们更加重视研究美国、向美国学习先进的东西。中美两大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十分巨大，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还占有很大优势。只有敢于研究自己的对手，善于向自己的对手学习，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海外市场大洗牌，是危机，更是机遇

　　一、对中美博弈要有清醒认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本质转变，美国将在何种程度、采取何种手段打压中国的认识，还没有脱出“美国是讲道理”的思维定式。特朗普上台以来，退群、脱钩、围剿、另起炉灶，战略轨迹非常清晰，体现了坚决打垮中国的决心。特朗普对中国的战略一以贯之，斗争策略是“扮猪吃虎”，以不靠谱的表象蒙蔽了很多善良人的眼睛。

　　二、中国海外市场将面临大洗牌。中美“硬脱钩”，已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硬脱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当然中美经济硬脱钩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伤害，但美国决策者更偏重政治的考虑。他们认为，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显然企图另外建立一套体系，将中国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美国要不惜一切遏制中国发展，要将中国海外市场生产链条断裂，海外经济的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海外市场将受到巨大损失，但目前国内市场规模还很不够。我们要下大力量建立国内经济循环圈，“旧力将尽，新力未生”，要准备过一段时间紧日子。

　　三、中国将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抓住创新模式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要健康有序发展，应该研究建立“世界经济循环圈和本土经济循环圈，双经济循环圈，相互契合、滚动发展”的创新模式。如果过于偏重世界经济循环圈，我们的生产链条将会越来越长，越来越分散。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将会日益增强。只有充分利用本土经济循环圈和世界经济循环圈的优势互补，最终建立“双经济循环圈”，我们才能进退有据，不畏风险。

　　夺回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中美斗争，是制度之争，道路之争，是国运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政府文件也明确表示，中美之争“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一个民族存在的本质特征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经济振兴是基础，精神振兴才是灵魂。所以，中美斗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发扬中华文明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权。

　　在中美斗争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和西方价值观“脱钩”。多年来，国内热衷传播西方文化，其中很多因素实质上是西方殖民文化。我在承办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之后，曾积极呼吁尽快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而相关学术界就是否应当制定英雄立法问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反对以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全体公民不公平;第二，破坏了好不容易形成的社会民主氛围;第三，将会撕裂社会舆论;第四，绝不会被西方强国所承认;第五，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我当时表示：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名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美国是利用多部法律保护本国英雄的国家。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痛定思痛，也制定多部法律保护俄罗斯的革命英雄。反对用英雄立法保护英雄名誉的主张，居然被某些人鼓吹为“西方民主文化的精髓”。某些“公知大V”在中国传播的所谓西方文化，实质上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优秀内容，而是西方的殖民文化。

　　中美斗争新阶段，也为我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奢靡风气的历史机遇。我们全国上下都要有过一段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我们要再次提倡艰苦奋斗，绝不允许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弥漫于我们的社会空气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艰苦奋斗;中国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仍然需要艰苦奋斗。

　　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一、美欧法律围剿的风险，随着中美斗争形势时隐时现。我们一些人士认为，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因为违反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甚至根本不会立案。实际上，国家主权豁免论在美国司法制度中根本不算什么。美国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为了贯彻美国的政治需要，扫清法律上的一切障碍。对中国的法律围剿是成本最低、直接打击中国的“剜心一刀”。法律围剿的风险时刻存在。

　　我们应该澄清一些认识误区：第一，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际法，南海仲裁案我们就不应诉，结果不了了之(其实，南海仲裁和美国诉讼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美国起诉中国将违反国家主权豁免法，美国起诉中国根本不可能立案;第三，如果美国敢动我们的1万亿美债，我们也有反制手段，冻结美国在中国的资产;第四，历史上的美国疫情扩散到世界，没有受到追究。为什么现在美国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这些认识误区，源于对美国本性的模糊认识，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澄清之。

　　二、美国的思维，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将以国内法起诉中国。美国的理由有可能是，侵权行为在中国，侵权结果在美国，将以判例决定在美国的管辖权;第二，美国可以曲解和绕过主权豁免原则;第三，诉讼是民事行为，和美国政府无关;第四，执行中国海外资产，有法律依据，符合美国的法治原则;第五，美国惯常的司法专横和长臂管辖，可以扫清一切诉讼的法律障碍。所以，确实不排除美国在适当时机起诉中国，并执行中国海外资产。目前我国对可能发生的法律围剿风险的认识明显不足。

　　三、面对美国可能发起的法律围剿战，我们需要国家意志和法律思维。我们面对的法律围剿，本质上是政治战，是总体战。但是我还要强调，应对美欧法律围剿，首先是法律战，法律战是总体战之纲。

(作者 |  赵小鲁，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首席法律顾问，北京对外友好协会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