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党的发展和建设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时至今日，这一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变味了、走样了，或碍于情感，流于形式;或别有用心，居心叵测。近日，重新阅读西柏坡的文献，发现两封电报，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令我们今天许多人汗颜。

　　第一封电报是1948年1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杨成武、李天焕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电报，其中写到：“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割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是极其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延误。”“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看得出，这是毛泽东批评下属并安排任务的电报，但“极其错误”“负完全责任”“不得延误”这样严厉的用词，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电报中，是十分罕见的。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

      毛泽东为什么十分震怒，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事情的起因是在平津战役期间，为促使傅作义转变，中央决定在平张线上歼灭敌一部或大部。为此，命令杨成武、李天焕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傅作义派郭景云率35军增援后，隔断张家口、宣化之敌，将敌分割包围，防止敌人向西或向东逃跑;命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由易县紫荆关出涿鹿向宣化、怀来进击;命令程子华、黄志勇率领的东北先遣兵团急速秘密地向南口、怀来前进，协同杨、罗、耿和杨、李两兵团歼灭35军。但一方面是由于程、黄兵团行进途中，在经过密云时，发现守军只有一个师的兵力，随即激战一天攻占密云。结果打草惊蛇，泄露了东北野战军入关的秘密行动，同时贻误战机，未能按照军委指示赶到怀来、南口一线。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急令35军撤回北平;另一方面是由于杨成武、李天焕等估计错误，没有严格执行中央部署。致使35军在接到撤退命令后，竟乘车三百余辆向东逃跑，沿途竟没有受到我军的有效阻击。

　　毛泽东的震怒和严厉批评，立即惊醒了我军参战将领，我军各部立即动员，以昼夜行军200公里的速度直插目标，同时利用各种方式对敌开展阻击、追击、截击，终于在12月8日将35军包围在新保安，完成了中央的部署。之后，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于12月22日全歼35军，由此拉开了整个平津战役的序幕，也为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封电报是1948年3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在批评许多下级党部不请示中央甚至中央局，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以及在工作方法上缺乏联系的问题时，同时对中央和中央工委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写到：“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看得出，这既是批评下级，又是对中央和中央工委的工作作检讨的电报。

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自我检讨呢?这得从土地改革运动说起。1947年7月，中央工委进入西柏坡后，即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来自全国各个解放区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要废除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对外公布，随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开展。但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中央很快发现运动出现的“左”的问题，主要是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利益以及随意打人、杀人等，也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

　　中央在检视这些错误时，“各地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及中央机关所制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或没有作详细的系统的说明。为此，在1948年前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并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同志要深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通过检视，中共中央很快对有关政策进行了完善，先后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左”的倾向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革命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等数十个文电和指示，有力地纠正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

　　两封电报，一封是中央批评下属的，一封是在批评别人同时作自我批评的。从这两封电报，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拿起这个武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八七会议在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基础上，开始了探索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遵义会议通过批评“左”倾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影响。西柏坡时期的这两封电报，针对具体的事情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别起到了迅速改善战场的态势，修订和完善党的政策的目的，推动了战争和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第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着眼于党的事业发展和同志们的进步，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早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谨慎的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在西柏坡，受到中央批评后，我华北杨、李兵团和杨、罗、耿兵团以及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纠正错误，克服各种困难，调整了战场部署，为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1948年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指出：“我杨、李兵团(一纵)数日前曾于张垣、宣化间歼敌一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昨(九)日又英勇击退张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二纵)。我杨、罗、耿兵团昨(九)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三十五军、怀来敌一○四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三十五军的确实包围。我程、黄兵团前日曾攻占密云(十一纵)，九、十两日又歼十六军军部及该军一○九师又二十二师一个团(四纵)，并控制怀来、南口间铁路线，完成对一○四军的包围。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第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精神。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作自我批评时指出：“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既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划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担当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说过：“人不能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一个人就不能进步。”从两封电报，可以看出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如何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可以看出西柏坡时期我们党良好的党内风气，也可以看出西柏坡时期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文/陈宗良）